提起傅作义将军，世人最先铭记的，就是彪炳史册的北平和平解放。

一纸和平抉择，保全了千年古都的文脉遗存，护佑全城百姓免遭兵燹，更为后续各地和平解放树立了珍贵范本。

就连毛主席都曾盛赞其功绩，直言：“你是北京的大功臣，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。”

不过，到了晚年，傅作义自己却坦诚地说：“都说北平和平解放是我的主动选择，其实我当时也犹豫过。”

1948年深秋，辽沈战役落下帷幕，东北全境顺利解放，休整完毕的东北野战军大批入关，联合华北军区部队，分头切割围困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、塘沽各处国民党守军。

当时坐镇华北的傅作义身为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，手握编制账面60万兵马，可部队派系混杂难以统一调度。

部队里大半兵力是蒋介石从各地抽调的中央军，兵员补给、人事调动全由南京方面说了算，真正听从傅作义指挥的，只有早年跟随他从绥远起家的第35军这支嫡系部队。

12月，奉命驰援张家口的35军被困新保安，经过连日鏖战全军覆灭，军长郭景云兵败自尽，这支陪伴傅作义征战20余年的主力就此消亡。

这场惨败直接堵死傅作义撤往绥远的陆上退路，没过多久张家口守敌遭到全歼，北平彻底变成四面被围的孤城。

城南廊坊、武清尽数落入解放军掌控，仅剩天津、塘沽两处海港还保留海上撤离的可能。

困守北平城内，傅作义整日进退两难。

城内居住近200万普通百姓，故宫、天坛等大批明清古建遍布全城，一旦炮火攻城，百姓性命与千年文物都会蒙受重创。

但要是放下武器接受改编，他名列战犯名单，还要妥善安顿手下数十万官兵的出路。

抱着依托天津坚固城防当作谈判筹码的想法，他一边分三轮派出代表接洽和谈，一边传令天津守将陈长捷加固工事死守待援。

首轮谈判时，傅方提出组建华北联合政府、归还被歼35军等苛刻条件，和我方全军改编的底线相差甚远，谈判被迫搁置。

之后我方持续释放善意，傅作义的女儿、地下党员傅冬菊也在身边不断劝说，可他仍寄望天津战事翻盘，迟迟不愿敲定和平协定。

1949年1月14日，解放军集中数百门火炮强攻天津，只用不到30个小时就攻破城池，13万守军被尽数歼灭，陈长捷被俘，塘沽随后解放，傅作义最后的谈判筹码彻底落空。

南下陆路全线封锁，南京又有张学良遭长期软禁的前车之鉴，蒋介石不可能容留败兵将领。

南京不断派官员、特务威逼劝撤，美方将领也许诺派军舰接应出海，都被傅作义一一回绝。

在邓宝珊居间斡旋、北平各界人士联名宝城，家人反复劝导的多重作用下，1月16日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出城敲定最终条款。

21日和平协议正式签署，25万守军分批出城整编，31日解放军进驻北平，“北平方式”就此诞生。

签约后的40多天里，傅作义始终忧心战犯身份问题。

直到2月22日奔赴西柏坡面见中央领导，毛主席肯定其保全古都的功绩，他悬着的心才算落地，被俘傅系官兵也获准释放前往绥远。

之后傅作义不惧特务暗算与各方拉拢，亲赴绥远奔走协调，于当年9月促成九一九起义，十万绥远部队顺利归入人民阵营，绥远全境免遭战火侵扰。

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与傅作义早年的经历离不开关系。

1895年，傅作义出生在山西，早年失去母亲，日常起居全靠继祖母照料。小时候他在本村的私塾读书，渐渐磨砺出沉稳坚韧的性子。

傅作义17岁那年恰逢辛亥革命，他也亲眼见识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，自此立下守护乡土、安民保国的志向。

之后他循序渐进升学，先后就读北京清河陆军中学、保定军校步兵科，系统研习射击、马术与步兵战术。

数年军校磨砺，为傅作义往后领兵打仗筑牢根基，1918年学成后回归山西，正式编入晋军序列。

没有权贵靠山的傅作义，从基层军官脚踏实地往上打拼。

平日里以身作则狠抓练兵，手把手教士兵实操本领，麾下队伍纪律严明，历次全军考评常年名列前茅，慢慢获得阎锡山的赏识。

1927年涿州守城一战，让他在国内打响名号。

当时奉系掌控华北，张学良调集大批兵力合围涿州，傅作义孤军困守城池将近百天。

奉军轮番动用重炮、飞机，甚至坑道爆破与化学武器轮番攻坚，始终拿不下一个小小的涿州。

寒冬缺衣、城内粮草耗尽，百姓困苦难捱，傅作义以保全满城军民为先，主动商谈停战，过硬的守城本事，连奉军上下都心生敬佩。

30年代是傅作义抗日生涯的高光阶段。

1933年长城抗战，他领兵驻守怀柔山地阻击日军，重创进犯之敌，碍于当局停战指令无奈撤兵，战后自掏钱款修建陵园，安葬阵亡将士。

1936年绥远战事打响，面对日伪妄图割裂绥远、重金诱降的圈套，傅作义断然回绝，顶着风雪长途奔袭，接连拿下红格尔图、百灵庙两场胜仗。

这场战前少有的对日大捷，极大提振全国民心，也收获中共方面的赞许。

全面抗战开启后，他辗转南口、忻口、太原各大主战场。忻口会战奇袭日军炮兵阵地牵制敌军；太原危局主动留守守城，经周总理耐心劝说才果断突围保存兵力。

1940年五原之战，趁着开春河冰消融，傅作义指挥军民掘开河渠引水，利用泥泞地形困住日军机械化装备，深夜突袭收复五原，是抗战难得的收复失地大捷。

国府拟颁青天白日勋章，他却把功劳尽数归于全军将士，婉拒受勋。

驻防河套时期，他借鉴八路军治军办法，推行屯田垦荒、整顿军纪，部队作风简朴务实，被国民党内部戏称“七路半”。

抗战结束内战爆发，身为华北军政长官的他夹在各方势力中间。

蒋介石既要借助他的军力稳固华北，又忌惮兵权过大，不断安插嫡系拆分建制，多方掣肘，间接埋下日后平津战事的隐患。

北平和平解放保全了古都百万生灵，新中国筹建政务体系的时候，中央原本计划安排傅作义和一众起义将领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。

结合他早年在绥远主持河套水利的过往经历，加上他本人主动向毛主席提出告别军旅、投身治水的心愿，中央经过商议，破格委任他为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。

1949年时傅作义已经54岁了，大半辈子戎马沙场，水利于他是完全陌生的领域，他时常自嘲是水利门外汉，下定决心从零摸索专业知识。

在岗23年里，傅作义常年大半时间都扎在各地水利施工现场，很少安坐办公室。

北疆河套灌区续建改造、建国初期大规模治淮防洪、南方江河洪涝治理、东北松辽水系规划，国内大大小小重点水利工程几乎都留下他实地踏勘的足迹。

每逢汛期江河泛滥、突发洪涝险情，他总会第一时间动身奔赴受灾区域，实地查看水情、协调物资与抢险调度。

后来国家机构调整，水利部与电力部合并组建水利电力部，傅作义继续留任部长一职。

任职过程中曾出现部门事务被边缘化、重要文件绕开他签字审批的问题。

党中央高度重视此事，在毛主席、周总理的过问下明确制度，水电部关键公文缺少傅作义签字不能生效，切实保障他正常履行部长职权。

为官几十年，傅作义一生勤俭自持，公私账目分得清清楚楚。

早年在绥远经营实业、统筹部队福利留存380多万元钱款，这笔资金属于原绥远部众集体留存款项，并非他个人私产。

1959年国家经济困难，他拿出大部分资金上缴国库，只预留40万元用于购置国家公债，1974年病重之际，他又把余下留存钱款全部上交国家。

常年超负荷奔波基层让傅作义身体逐年衰弱，1972年病痛加剧后，他正式递交辞呈，卸下水电部长职务。

1974年年初，身患重病的周总理专程赶往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傅作义，当面转达党中央对其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历史功绩的高度认可。

同年4月19日，傅作义在北京病逝，终年79岁，遵照相关安排，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。